1949年秋，广州刚刚解放不久，华南的天空还弥漫着战火散尽后的硝烟味。就在这个当口，广东军政干部里悄悄传出一则“怪消息”：新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居然要从广州赶赴香港交易股票的平台，去找一个早已“失势”的国民党少将。
有人不解，小声问：“这种人交易股票的平台还值得费这番事？”也有人反驳：“听说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还特别交代要给他安排工作。”在那个对敌斗争极其严酷的年代，这样的安排显得颇为“反常”。
这个人，就是莫雄。
毛泽东对叶剑英说得很明白：“莫雄是我们党的老同志、老朋友，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都要安排他工作。”这句话背后，是一段足够写进教科书的隐秘历史，也是莫雄这位“党外奇人”一生最关键的注脚。
要弄清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评价他，就得把时间拨回到半个世纪之前，从一个穷苦乡村少年说起。
一、从“莫大哥”到“剿共司令”：身份越高，离共产党越近
1891年，莫雄出生在广东英德的一个穷苦农家。家里地少人多，他从小就知道什么叫“揭不开锅”。十三岁那年，迫于生计，被家里人送往广州谋生。那时的广州，是南中国最繁华的口岸之一，也是新旧思潮交锋最激烈的地方。
少年莫雄文化不高，只能在一座天主教堂当伙夫，端盆洗碗，全靠一身苦力混口饭吃。按说，这样的出身，很难和“革命”两字扯上关系。不过时代变了，城里流传的各种新思想、新词汇，经常钻进街巷茶楼，也钻进了穷人耳朵里。
大约在16岁前后，他接触到孙中山的同盟会宣传，听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心里像被火点了一下。这个从小吃尽苦头的穷孩子，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可以不止是“端菜洗碗”。在几位革命者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踏进了风云诡谲的大时代。
同盟会内部很快发现，这个年轻人胆大心细、嘴严可靠。经过一番考察，组织决定把他派到清廷新军里做秘密工作，让他去发展“自己人”。新军本来就是革命党着力争取的对象，可不是谁都敢往枪口堆。莫雄却干得有板有眼，凭着个人魅力和吃苦在前的作风，拉起二百多名新军士兵，成了后来革命武装起义的一支骨干力量。
由于驻地和防范原因，他没能参加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但他的活动在整个广东革命圈内有口皆碑。辛亥革命成功后，广东宣布独立，这个老资格同盟会员很快走上军界上升通道，先后担任排长、连长，和清廷残余势力作战时总是冲在前头。
那时的粤军里，许多将领都叫他“莫大哥”。这个称呼里，不光有辈分，还有一种对他早年投身革命的敬意。
1922年，莫雄迎来了人生第一个大转折。这一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突然叛变，炮轰孙中山驻地，企图篡夺政权。孙中山处境极其危险，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
陈炯明在叛变前，曾派人悄悄游说莫雄，希望这位“莫大哥”投靠，许诺今后大官厚禄都有他一份。面对金钱和地位的诱惑，莫雄想都没多想，直接拒绝。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只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跟中山先生的路，不能变。”
不仅拒绝，他还安排亲信冒险登上永丰舰，把叛变消息、敌军部署传给正在躲避追击的孙中山。同时，他以手中兵力为基础，迅速联络滇军、桂军等部队，组织起一支讨伐陈炯明的联军，自己担任一线总指挥。
这支约四万人的部队，士气很足。作战中，莫雄反应快速、用兵果断，一路打得陈炯明溃不成军，很快就把他赶出了广州。危机解除，广州再度回到孙中山的掌控之中。
这场血与火的较量，让孙中山对莫雄刮目相看，当面称赞他“忠诚可靠，有胆有识”。不久之后，孙中山任命他为粤军少将旅长。这一年，莫雄才31岁，已经站在国民党军界的前排位置。
时间进入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在推进，广州国民政府展开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莫雄再次挂帅出征，战场表现仍非常抢眼。更有意思的是，在他的部队里，此时已经有不少中国共产党员，他们在战斗中冲锋在前，纪律严明，和一般军人有明显区别。
莫雄看在眼里，只觉得这些人“不一样”：打起仗来不要命，平常却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一度还搞不太清楚“共产党”到底和自己信奉的“三民主义”有什么差别，但心里已经留了印象。
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内部权力天平迅速倾斜。蒋介石借北伐之机逐步掌控军政大权。开始时，莫雄对蒋的印象还不坏，毕竟当年护法时期，蒋也守在孙中山身边，表现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
可时间一长，他发现情况变了。蒋介石借整军之名，先让他去缴掉几支粤军老部队的武器，转头又把这些人定为“反革命”，彻底清洗。等莫雄反应过来，自己辛辛苦苦带过的兵，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
从那之后，他对蒋介石心里就亮了：这不是以前认识的那些“革命党”。在外表上，他还不得不维持表面恭敬，该见礼见礼，该汇报汇报；可在心底，他已经把“反蒋”“为粤军兄弟报仇”的念头牢牢压在心里。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种复杂心态下，他和共产党接触得越来越密。几次长谈之后，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曾经忠诚追随的三民主义，真正坚持“民族、民权、民生”的，反而是这批被蒋称作“共匪”的人。
于是，他认真地提出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与他联系的，是地下战线经验丰富的李克农。经过向中央报告和反复斟酌后，组织给他传来回复，大意是：
你是革命老前辈，又是孙中山的忠实同志，要求入党是欢迎的。但考虑到你在国民党内部资格老、人脉广，为了工作方便，以不正式入党为宜。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就尽力去做。
这句话，对熟悉统战和情报工作的人来说，意味很重。莫雄一听就懂了：党要他做的，是隐藏身份，用“国民党少将”和“老同盟会会员”的外壳，给共产党提供帮助。
从那一刻起，他在心里做了一个简单却极大的决定：“党不收我名义，我也当自己是党员。”这也是后来毛泽东称他为“老同志、老朋友”的根由。
从此，“莫大哥”的潜伏人生拉开帷幕。
二、“极秘密”三字下面：一份情报，换来一条长征路
时间来到1930年代初。蒋介石发动一轮又一轮的“围剿”红军，江苏、江西一带到处是“剿共总指挥部”的牌子。就在这个背景下，他又想到莫雄，把他调去担任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
对其他军官来说，这个职务算不上特别风光。莫雄倒非常满意，因为这个岗位正好贴着红军根据地。接触多了，帮助的机会自然就多了。
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位“老资格”，还给了他一项“特殊权力”：送了一张空白组织表，再配上不少经费，允许他按自己意愿重组部队，招揽旧部。老蒋想的是借这一招把粤军老系统牢牢拴在自己手心。
谁也没想到，这招被莫雄“反向利用”了。
拿着这张空白表和经费，他先去了上海，与中共中央特科的一些同志取得联系。那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上海地下组织处处是危险。他约见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三人，说明情况后，把蒋介石给的表格和钱放在桌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就用他的拳头打他的嘴角。”
这句话后来被不少史料引用，倒也贴切。几位地下党员经过仔细斟酌，决定接受这份“好意”。不久，他们被安排进入莫雄的部队和“剿共司令部”内部，逐步掌握了情报、联络、通信等关键岗位。
在他们的共同运作下，这个挂着国民党牌子的“剿共指挥机构”，实际上已经由共产党骨干进行实际掌控。可以说，这个机构名义是“剿共”，实质上却在处处给红军通风报信、疏导压力。
此外，在莫雄的介绍和掩护下，又有一些地下工作者被安排进入国民党的情报和特务机关，从内部打通渠道，让不少被捕同志有机会脱险，也为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留下珍贵的生存空间。
更关键的，是1934年秋天发生的一件大事。
这一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一次绝密军事会议，主题只有六个字：“解决中央苏区”。参与的全部是各省军政主官、军团指挥员这一级别的高级军官。按资历说，莫雄其实不够格，但因为他在之前“剿共战报”中次次“捷报频传”，被破格邀请。
会议地点在庐山山顶的一座礼堂，门卫极严。蒋介石亲自主持，身边还有德籍军事顾问出谋划策。与会人员被发下一份厚厚的作战文件，封面上赫然印着“极秘密”三个字。
文件内容颇为吓人。以瑞金为中心，文件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半径150公里的圆圈，在这个范围内，各个方向都部署了重兵，计划层层推进，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包围圈。每一片区域都有编号，对应具体部队；每一步推进都精确到时间、地点；还要求在推进过程中不断构筑碉堡、铁丝网、火力点、电话线、中继站和野战医院等支撑设施。
按方案设想，最终成果是：在瑞金周围竖起密集的铁丝网和互相交叉的火力封锁线，把苏区像关在一个巨大的铁笼中，然后再集中兵力予以步步蚕食。
莫雄边看边倒吸凉气。他不是没见过蒋介石“围剿”的文件，但这一次明显不一样。不仅部署更细，后勤保障和工事建设也安排得极其严密。配合当时红军的兵力、装备情况，这样一来，危险就变得极大。
更让他心头一紧的是，他想起前段时间在驻地附近看到一支国民党部队不断用新式卡车运送大量铁丝网和军工物资。他曾顺口问过一个在南昌军械处任职的旧部，对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次围剿不同往常，有颜色给红军看，恐怕要下死手。”
会前，他曾把零散情况同刘哑佛、卢志英等共产党同志讨论过，当时大家都认为形势虽严峻，但不至于“致命”，中央留在瑞金还算稳妥。此刻，他拿到这份完整的绝密方案，才意识到原来之前的判断太乐观，危险程度远在预估之上。
会议接近尾声时，蒋介石在台上慷慨陈词，表示这次“剿共大业已握胜券”，要求各方“毕其功于一役”。下面的军官们有人点头，有人无语。莫雄心思全不在这些话上，他注意力都在手里那份文件上——每一份文件都有不同编号，对应具体与会者，一旦泄露，立刻能查到“谁是内鬼”。
会后，他带着文件回到驻地，连饭都顾不上吃，就把刘哑佛、项与年等人叫进办公室，详细讲述会议情况。几人轮流翻看那份作战方案，越看越心惊，现场一度沉默得可怕。
“不能拖了。”有同志低声说，“只是这文件一出手，你这边一下就暴露。”
莫雄扫了他们一眼，说了一句非常干脆的话：“有什么办法好说？情报拿去交党中央，天大的事由我担着。”语气平淡，却已经是把生死看开。
问题还在于，怎么把这份“极秘密”文件安全送进中央苏区。最后，项与年接下任务。他先在南昌办事处把文件内容细细记忆，把要点抄在极薄的纱纸上，卷成细条，藏进鞋底。为了不引人怀疑，他打碎自己四颗门牙，又把脸弄得黝黑，扮成一路逃难的穷人。
这一路，同样凶险。国民党检查站一道接一道，他靠着自己多年的军界经验，一点一点躲过盘查，吃尽苦头，终于抵达苏区，把情报交到了周恩来和中央领导手中。
正是这份情报，让中共中央看清国民党的整个围剿部署和意图。从此，红军不再固守中央根据地，而是果断实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开始陆续撤出瑞金，踏上漫长的长征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在处理这份情报时，对保密工作抓得极严。外界只知道“敌军围剿形势空前严峻”，却不知道具体方案是如何获知，也从没有任何材料提到“文件编号”以及来源是谁。对蒋介石来说，这次围剿失败，他只归罪于“部队执行不力”，从没想到过自己的绝密方案会早一步送到对手手里。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调整；从暗处来看，莫雄冒死带出的这份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红军、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这份功劳，长期埋在档案深处。
三、几起大险，大半生猜疑：从军法处到香港，再到广州参事室
庐山会议之后，莫雄不仅没被怀疑，反而因为“剿共胜利”的假象而更加得到蒋介石的器重。1935年3月，他被派往贵州，配合军队执行“围剿”任务，与国民党师长陈光中一道，负责贵阳、毕节一带的军事行动。
陈光中这个人，有野心也有贪欲，极好财好色。莫雄很清楚这一点，就顺势而为，故意用金钱、美色把陈光中拖进吃喝玩乐中，让他每天心思不在军务上。自己则暗中控制部队调动，尽量减少对红军的实际打击。
时间一长，莫雄又老一套：向蒋介石报告“残匪已肃清”，一切“按计划进行”。蒋介石习惯性地相信这些“捷报”，还真没往深处想。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同样的把戏玩多了，总有露馅的一天。1935年12月，贺龙、肖克率领的红军部队准备通过毕节一带时，提前向莫雄发来消息，希望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便利。
莫雄收到消息后，干脆下令打开毕节城门，让红军队伍进城休整了半个月左右。这一举措，说白了就是：坚决不做截击，反而在自己负责的防区为红军腾路。
这么大的动作，不可能完全瞒过所有耳目。没多久，蒋介石方面就收到些零星线索，隐隐觉得“不对劲”。
正巧，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抓捕行动中逮住了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黄贶书。审讯中，黄贶书的中共身份暴露不说，身上还搜出一些与莫雄往来的信件。线索叠在一起，军统、党务系统内部的怀疑声一下子大了起来。
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早就有人对莫雄“不放心”，只不过缺乏“铁证”。如今，线索逐渐汇总到蒋介石案头，怀疑就成了实实在在的警报。莫雄最终被押进南京军法处的监狱，面临的可能是“通共”大罪，一旦定性，几乎没有活路。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他昔日的朋友发挥了作用。我党方面首先知晓消息后，通过秘密渠道通知了他的家属，希望他们尽快自救。莫雄的家人反应很快，先去求助几位与莫雄关系不错的国民党高层——杨永泰、陈诚、张发奎等人。
当时两广地区正在酝酿“地方独立”的风潮，这几位掌握不少地方武力。他们在与蒋介石周旋时，把“处理莫雄”的事拿出来做筹码，委婉提出：如果把这样一位在粤军中有名望、有影响的人直接处死，对稳定两广军心不利。
蒋介石手上的材料其实并不完整，既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莫雄“通共”，也担心贸然杀人激化军心。在综合考虑政治利弊后，他选择了暂时“宽大处理”，同意将莫雄释放。
出狱那天，蒋介石还特意找他谈了几句，话里带着试探：“你身边怎么总有共产党的人？那个姓黄的，已经承认了。”莫雄心里明白，这既是质疑，也是探底线。
他不慌不忙回答：“他是我以前的老同事，是陈炯明旧部的主任参谋，自个儿找上门来，何况我已注意过他的动向。”接着又补一句：“委员长放心，以后我会更加留意。”
蒋介石没有得到想听的“认罪”，也没捞到新证据，只能把怀疑压在心里。自此以后，莫雄虽然脱离牢狱，却再也没有得到重用，成了国民党内部“重点盯防对象”。
时间很快推到抗战胜利、全面内战爆发。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各种情报和旧账不断涌出。到了1949年，薛岳掌握了一些莫雄曾大量接触共产党人士的证据，准备借机“清算”。这一次，没有多少人愿意再为莫雄说话，他本人不得不在朋友、地下党帮助下避走香港。
也正是在他身在香港、进退两难的时候，毛泽东在北平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指示——广州即将解放，华南局主要负责同志需要去香港接触一些关键人物，其中就包含莫雄。
叶剑英接到任务时，也有些诧异：“这样一个国民党少将，值得中央如此重视？”毛泽东解释得很直接：“莫雄是我们党的老同志、老朋友，无论过去犯过什么罪，都要安排他工作。”
这句话，既是信任，也是一种重新肯定。华南方面很快通过隐秘渠道和莫雄取得联系，把他安全接到了解放区，后来安排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职，算是有了一个稳定落点。
但他的麻烦远没结束。
新政权建立初期，各地都要对干部和社会人士进行详细审查登记。莫雄按照要求，老老实实在履历表上写下自己的一生经历：从同盟会，到孙中山麾下粤军少将，从“剿共司令”到国民党监狱，几乎没有隐瞒。
问题出在“认定”上。因为几十年来，他一直是在暗中帮助共产党，许多事情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又缺少完整的书面凭证。广东地方人事部门在审核时，只看到一个长期担任国民党军官的“旧人”，对他在革命中的特殊贡献自然摸不清，只能将他的身份简单归入“原国民党高级军官”。
到了1951年前后，土改运动深入乡村。基层农民对“国民党军官”天然厌恶，更何况是“少将司令”这种级别。有村民举报说，这个人当年在国民党军中位高权重，哪里像“革命同志”，要求对他进行批斗甚至枪决。当地一些部门由于不了解内情，也没有提出异议，这件事一度朝着最危险的方向发展。
就在莫雄命悬一线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了——古大存。解放前，他曾在地下战线与莫雄有过接触，知道一些不为外人知的往事。当时古大存担任广东省政法委主任，听说莫雄被当作“反面典型”准备处置后，感到事情不对劲，多方打听，发现负责审查的同志根本不知道莫雄在长征前夕提供过绝密情报。
古大存先是按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暂缓对莫雄的处理，再仔细查证。无奈层层传递后，效果甚微，基层仍按原意执行。情急之下，他直接找到叶剑英，把情况说了一遍。
叶剑英听完，脸色当场沉下来。这个名字，他太清楚了。若不是当年毛泽东亲口叮嘱，他也不会冒险去香港接人。没想到短短几年，这位被中央称为“老朋友”的人居然落到如此境地。
很快，华南局办公厅接到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对莫雄的一切错误处理，重新核实其历史情况。莫雄这才从死亡边缘被硬生生拉了回来。
不久之后，那个当年冒着生命危险送情报进中央苏区的项与年，在报纸上一眼看到“莫雄”两个字，内容提到此人目前在广东工作。他隐约猜到，这很可能就是当年的那位“莫司令”。经广东方面确认身份无误后，他把情况层层上报至李克农和中央有关部门。
相关材料慢慢汇总，莫雄多年来埋在暗处的功绩，才逐渐浮出水面。组织对他过去的贡献作出肯定，他的政治待遇也随之得到纠正。此后，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继续在新的岗位上服务国家。
对于一个出生寒微的广东农家子弟来说，这样的结局算得上是“命运对他略作补偿”。
1980年2月12日，莫雄在广州病逝，享年89岁。至此，他那条从同盟会、国民党到共产党地下战线，跨越三个政治阶段的复杂人生，画上一个安静的句号。
回头看去，这个人有几个特点格外醒目：少年立志，早年追随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警惕和反感，来源于一次次亲眼所见的背信弃义；面对共产党，他在没有获得正式党员身份的情况下，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当成“没登记的党员”，该冒的险照样去冒。这种做法，说简单点，是“认死理”；说严肃一点，是把生死置于身后、把选择一条道走到底。
从庐山会议那份“极秘密”情报，到毕节城门敞开迎接红军，再到解放初期身份不明时差点遭错误处理，莫雄每一次都站在了历史的缝隙处。他既没有在红军队伍里立下显赫军功，也没有在公开场合留下太多高调言辞，却在看不见的地方扳动过几次很关键的杠杆。
这种人，不容易被大众记住，却很难被真正的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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